爱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波光粼粼杭州湾。

 

　　2008年5月1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在这里建成，从此，宁波到上海的路程缩短了120公里，江浙沪两小时经济圈得以成型……按照设计要求，这座地处强腐蚀海洋环境中的大桥的寿命将不少于100年。很少有人知道，其水下钢桩的防腐技术，就来自师昌绪二十多年前筹建的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更离不开师昌绪早年对重视金属腐蚀研究的奔走呼吁以及其后长达几十年中的不懈坚守。

 

　　1984年，师昌绪调任中国科学院第一技术科学部主任；1986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由此，他作为一位颇具远见的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对材料腐蚀数据的重视，便是最典型的一例。

 

　　“师先生认为，我国常用材料不过关的原因之一是耐腐蚀性不好，缺乏长期耐腐蚀性数据作为科学依据。因此，他多年来一直呼吁国内开展材料的环境腐蚀研究。他不仅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几次挽救了几乎陷入困境的全国腐蚀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说。

 

　　1958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在全国成立了环境腐蚀试验网，在全国典型的24种土类中建立了29个土壤埋藏点，共埋入钢铁、非金属、电缆等4千多件，为制订材料和产品的有关标准与规范积累数据。但历经“文革”,这项工作在中断了将近15年之后，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原有的29个点，已损失过半。

 

　　“1983年召开的全国土壤腐蚀工作会，原本拟将这批材料全部挖出、整理数据，从而结束这项工作。但在特别赶来参会的师老建议下，会议决定安排长期研究工作，恢复建设腐蚀试验网站，增加补埋点，绘制全国土壤腐蚀图谱。1986年，由于国家科委不再管理具体项目，这项工作再度面临搁浅的可能。又是师老反复做工作，将其纳入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才保证了经费和人员投入。20世纪90年代，受市场化的冲击，基础数据积累这样在短期内见不到经济效益的项目，遇到了经费短缺、研究队伍不稳定等严重困难。此时，还是在以师老为首的老一辈科学家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才得以长期坚持下来。”袁海波说。

 

　　事实上，在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工程中，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充分得到了印证。当师昌绪和有关专家将全国土壤网站三峡三斗坪土壤腐蚀试验站材料埋设33年的试验数据和试验结果通报给三峡总公司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并特别提醒“硅酸盐混凝土在三峡地区土壤中埋置33年后强度显著降低”时，师昌绪对基础数据积累数十年的执着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也许觉得“战略科学家”的称呼太过正式，与师昌绪相熟的后辈都戏称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头”.的确，近二三十年来，他管的“闲事”难以计数--

 

　　1983年，他与时任冶金部军工办主任高良上书国务院开展“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的研发”;1994年，受国务院委托组织专家调研，建议加速我国支线飞机--今天大名鼎鼎的ARJ-21--研发；2000年，主持两院院士讨论，力促大飞机项目列入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遴选，建立的一整套评审制度一直延用至今。

 

　　1993年，与五位学者联名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

 

　　上世纪90年代，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第一届“学部咨询工作委员会”主席期间，组织专家提出“东部应大力发展核能，西部以新能源为主，华北地区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我国能源发展战略。

 

　　积极推动我国生物材料研究组织的国际化，1996年，在他建议下，由中国科协组织成立“中国生物材料联合委员会”,该联合会1998年加入了国际组织。

 

　　2000年出任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统一采购、统一上网、共建共享，使外文期刊成倍增加，成为我国科技平台的典范……

 

　　“我的确好管‘闲事'.”师昌绪笑着认同了大家的“评语”:“凡是于国有利、于民有益的事我都要管一管。而且不仅是倡导一下，还要负责到底。”仍旧不改“一竿子插到底”的作风。

 

　　在科技界，师昌绪以敢说话著称，却并不会“得罪”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老人为人做事一心为公，心无杂念。

 

　　“我现在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总是在想事。有事干，人就充实。”老人说。

 

　　“您未来最大愿望是什么？”记者问。

 

　　“对自己么？没什么。对国家么？我希望能改进我们的科研体制，克服急躁的心态，给创新型人才更多探索的空间。”老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