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才过了不到3/4，就接连看到好些30多岁的青年老师去世。

• 苏州大学法学院薛艳华副教授，36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篇，出版专著1部。

• 山东财经大学刘海明，38岁，也突发疾病去世。他在28岁时获评副教授，31岁晋升为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被称为学术“火箭式”晋升的典范。

• 山西传媒学院秦秀宇副教授，39岁，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但是，在生命面前，这些荣耀到底还重不重要？也有人悲叹地说——“没有帽子不能猝死”。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才算一段“成功”的学术生涯？

是获得诺贝尔奖、写出影响一个领域的著作，还是成为被几代学生记住的老师？是一路顺利地进入名校、获得教职，还是在经历战争、流亡、转行、迟到的博士学位之后，依然找到属于自己的学术位置？

如果只看履历表，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职位、论文和奖项；但如果去读一位学者的讣告，却会发现，人们最终记住的，常常远不止这些。

下面，我想分享几篇对学者讣告的研究，让我们一起思考：当一段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人们会用什么来概括一个学者的一生？哪些成就会留下来，哪些品质会被反复提起，又有哪些偶然、挫折和转折，最终成为学术道路的一部分？

从这些人生故事中，也许可以重新理解一个问题：所谓“成功的学术生涯”，究竟有没有一种标准答案？

01.

学术成功，从来不只有一种样子

成功的职业生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而观察他人的成就，总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启发。

对于成功的学者来说，讣告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它们往往透露出：在人们最终回顾一个人的一生时，究竟什么会被认为是“成功”，而这种成功又是如何实现的。

从2015年1月开始的五年间，《泰晤士高等教育》每周刊登学者讣告，共计256篇，其中大多数由Matthew Reisz撰写。出现在这些讣告中的学者，其成就类型差异极大。

有些人因为重大科学发现而被记住。例如诺贝尔奖得主、被称为“宽带之父”的高锟爵士（Sir Charles Kuen Kao）。

有些人则以惊人的写作能力闻名。发展研究学者Calestous Juma的一位同行曾评价他说：“他写作的速度，比我们大多数人阅读的速度还快。”

* 图源：Google

还有一些人被铭记，是因为他们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Patrick O’Donnell连续为45届学生讲授心理学导论，时间之长，以至于他的课堂里曾先后出现同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成员。

另一些人的才能则体现在行政管理和团队建设上。物理学家James Stirling曾领导一个被形容为“规模庞大、成员偶尔颇为难搞的学术系所”，但他却能让管理工作显得轻松自如。

还有人因为推动组织变革而留下影响。例如健康科学家Mary Edmonds，就因积极推动少数族裔女性参与高等教育而闻名。

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因为鲜明甚至古怪的个人风格而被记住。工程学家Lord Kumar Bhattacharyya因为精力旺盛、节奏极快，被称为“Lord Battery Charger”（“充电器勋爵”）；Steve Redhead长期研究当代舞蹈与锐舞文化，也因此获得了“Professor Rave”（“锐舞教授”）的绰号。

这些例子已经说明，所谓学术成功并不存在单一模板。有人通过重大发现改变学科，有人通过写作留下知识，有人通过教学影响学生，有人擅长领导团队，还有人改变了制度本身。一段值得被记住的学术生涯，并不一定只能通过论文数量、奖项和职位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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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学术道路并不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

有些人的成功，恰恰发生在极不顺利的人生起点之后。

多篇讣告中的学者，童年和青年时期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流离失所与迫害。荷兰物理学家Clemens Roothaan曾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后来有人评价他可能是“最应该获得、却从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另一位物理学家Ursula Franklin也曾在强制劳动营中幸存。此后，她成为多伦多大学工程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授，并因为人道主义工作获得加拿大皮尔逊和平奖章。

也有人走上了一条与“本科—博士—教职”这种标准学术路线完全不同的道路。考古学家Mark Pluciennik直到三十多岁才第二次尝试并完成本科学位。但即便起步如此之晚，他最终仍成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人类学家Paul Clough花了19年才完成博士学位。然而，对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研究长期坚持的结果，是他的工作最终“改变了我们对于非洲农民经济和社会的理解”。

*Paul Clough

跨性别神经科学家Ben Barres则在职业生涯中期完成性别转换，并公开反思男性与女性科学家在学术世界中受到的不同对待。他对于胶质细胞研究的贡献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人评价：如果没有他的工作，“这个研究领域甚至可能不会存在”。

当然，也有许多人拥有相对有利的职业起点，例如出生于学术家庭，或较为顺利地沿着传统职业阶梯前进。

但即使是这些看似平稳的人生，偶然性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心理学家John Krumboltz最初是通过自己的网球教练接触到心理学的。Carl Weber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戏剧学教授，但他的道路既受到与布莱希特共同工作的影响，也与冷战政治迫使他流亡的经历密切相关。文学研究者Pascale Casanova的博士导师是皮埃尔·布迪厄，但她在法国却始终没有获得永久性的学术职位。

人文学者Annette Kolodny早年的教育和职业经历横跨多个北美名校，但她的观点曾受到强烈敌意，以至于她把学术生活比作“穿过雷区跳舞”。然而，在回顾她的一生时，人们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学术贡献，也包括她个人所展现出来的优雅与宽厚。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学术职业很少真正按照一条可以预测的路线展开。所谓“迟到”“绕路”“中断”或者“偶然”，并不自动意味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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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最终被记住的，往往不只是论文和职位

阅读这些讣告，还会发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人们总结一位学者的一生时，被频繁提及的并不仅仅是学术成果，而是一系列与“如何成为一个学者”有关的个人品质。

这些品质包括：对细节的关注、旺盛的精力、个人魅力、投入、同情心、亲和力、外交能力、共情能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无所畏惧的分析能力、天赋、谦逊、幽默、正直、善良、低调、天然的沟通能力、开放性、严谨，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气质。

这些学者还常常被形容为：涉猎惊人的广泛、全情投入、勤勉、乐于看到他人取得成功、杰出、热情洋溢、公正、慷慨、幽默、极具影响力、谦逊、才华具有感染力、广受敬重、卓越、充满激情、富有开创性、极具感染力、令人深受启发、不知疲倦，以及能够灵活合作的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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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免让人思考：如果一个被称为“老派伟大学者”的人——例如文化与政治研究者Joseph Buttegieg——今天才刚刚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学术环境，他还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吗？

当然，并非所有讣告描绘的都是温和、合作而令人敬爱的学者。

少数人的学术生涯显然更多地被竞争而非同僚关系所塑造。他们性格强硬、具有争辩性，敢于挑衅，也不惧怕冲突。人们有时会带着一点调侃写道，他们“一生吸引的批评者和仰慕者一样多”。

还有少数人被描述为“丢三落四”或者“特立独行”。Paul Clough据说具有一种“能够与任何论证发生连接”的能力，这本身也说明他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人。而文学与宗教研究者William Gray或许更加罕见：人们评价他“完全没有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

这样的学者，恐怕以后也很难再遇到了。

二十年前，Barbara Tizard和Charlie Owen曾对英国退休学者展开调查，发现学者的职业轨迹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不过，在那个时期，固定退休年龄仍然会为职业生涯设置一个明确终点。今天，这个终点已经变得更加具有选择性，一些学者可能会一直工作到七十岁甚至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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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英国，养老金制度的变化也进一步改变了此前几代学者关于“何时退休、如何退休”的计算方式。这意味着，过去那些标志性的学术人物，已经很难继续为今天的学者提供完全现实的职业模板。

除此之外，大学劳动力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女性比例持续上升，而大量大学职位又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临时化。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学者职业生涯的后半程，以及他们如何理解退休。

Leverhulme Trust目前正在资助我进行这项研究。我正在通过两项针对英国学者的问卷收集数据：一项针对正在考虑退休的在职学者，另一项则面向已经退休的学者。也许，这些研究最终真正想回答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应该什么时候退休”。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学术制度、就业结构和人生节奏都在变化时，我们还应该用什么标准去理解一段“成功的学术生涯”？

从这些讣告中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答案：学术生涯从来不是一条标准化的晋升路径。有人早早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因论文和发现被记住，有人因教学、组织能力或公共贡献留下影响；有人一路顺遂，也有人经历战争、流亡、身份转换与长期的不确定。

而当一段职业真正走到终点时，人们最终记住的，往往不仅是一个人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什么职位，也包括他如何工作、如何对待学生与同事，以及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学术共同体之中。